3）在环境事务中诉诸司法。

[13] 江必新、梁凤云：《行政诉讼法理论与实务（上）》，2011年7月版，第1096页。2.在论证逻辑上虽有瑕疵，但基本可以达致结果。

反向推论是指由于法律对于构成要件P连接法律效果Q，因此对于其他构成要件，即使其与构成要件P类似，亦不适用该法律效果Q。因此，对闯黄灯行为的性质必须审慎分析。《行政处罚法》第3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依照本法由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并由行政机关依照本法规定的程序实施。……出于安全驾驶目的，对该条文的理解应当基于‘谨慎规范之理念，即，黄灯亮时，只有已经越过停止线的车辆可以继续通行，除此之外，车辆不得继续通行。[24] 至此，从规范法学的角度，我们只能承认行政处罚法领域内不得适用法律续造的方法。

1.行政处罚种类的限制。创设型法律续造所达空间则是文义之外，且与文义没有接触的空间。规范宪法学所言及的返回规范，既包括文本中的人权规范，更包括返回人权价值，但倡导主要立足于文本规范达成对人权价值的论证。

See Carl J. Schneider, Political parties arid the German Basic Law of 1949, the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Vol. 10, No. 3（Sept. ,1957 ），pp 527-540.[9] 前注〔6〕，林来梵书，绪论，第4页。这种理论认定宪法典的正当性源于政党的决断大权，政党时刻注视着宪法典，双重权威及其差序格局‘，[59]是其要点。【关键词】宪法学方法。[49]绝对宪法论使宪法社会学的形式法治立场完全沦为形式，其与政治宪法学可能存在的一点差别亦消失殆尽，宪法社会学最终成为现实合法性的说辞——政治问题的实质决断权属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党派之间的政治协商，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要对中国共产党在经过民主协商之后所做出的政治决定给予法律程序上的背书，从而将党的政治决定法律化和国家化，将政党的政治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在国家和成文宪法意义上获得最高的法律效力。

[56]前注〔18〕，陈端洪、高全喜、林来梵文。新近对政治宪法学的反思性研究可参见郑琪：论制宪权、人民与宪法——与陈端洪教授一起思考并反对他，《开放时代》2012年第11期。

规范宪法学描述了中国宪法的未来，戈多清晰可见，但然后呢，等待？[44]参见前注〔17〕，陈端洪文。[23]韩大元、林来梵、郑磊宪法解释学与规范宪法学的对话，《浙江学刊》2008年第2期。三者事实上深深嵌人我国特定的政党语境之中。在人类历史上，权力专断、践踏尊严曾是较普遍的现象，至今亦未绝迹，我国的宪法问题仍是如何制约公权力。

规范宪法学认为，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可能孕生我国的规范宪法，而其形成，归根到底有赖于宪法制定权力的作用，即一种与实在的力的关系密不可分的东西。[23]针对立宪者事实上的决断力，规范宪法学十分强调价值与宪法规范的分离，认定制宪权的支配力并非立宪者价值的支配力。郭道晖：论人大权力与人民权力—关于人大制度的法理思考，《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三种宪法理论均是从反思我国宪法学研究人手，以调查病症、确定病因和开具药方的方式建立相关理论，均宣称自己是我国宪法学革新之路。

与规范宪法学倡导规范宪法的终极性和至上性不同，政治宪法学确立了民族共同体的绝对存在及总决断权的至上性，使之与规范宪法相区分，形成永恒的紧张与对立。规范主义的策略是树起人权神，放逐宪法中的异己力量，谋求对公权力和政治实力的宪法规制。

这恰是宪法社会学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宪法文本研究不可无视政治实践。[26]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规定，中国党务工作者亦为公务员。

规范宪法学的特点是在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对峙的构架下，谋求以人权神的指引，实现对公权力和政治实力的法律规制政治宪法学则通过构筑政治体与宪法典的降序权威格局、缔造民主神，善良地期待两种权威和谐共处共进，实现规范宪法的目标宪法社会学则建立了文本规范与不成文规范并立的宪法渊源结构，谋求通过二者的互动达至实效宪法的结局。因此，在宪法学研究中，政党不会是相关的研究对象。【注释】[1] 参见李琦：在规范与价值之间—评《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规范宪法学的一种前言》，《法学家》年第期。质言之，政治宪法学认为，政党的现代化决断是我国走向规范宪法时代的关键，而宪法学的使命在于揭示这一点。[19]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宪法地位，一说为总括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概括性地享有一切国家权力，一说为人民主权所在和主权行使机关，另一说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宪定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而非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摘要】规范宪法学运用规范主义的方法和谋略，选择性地返回人权规范，谋求以规范宪法整访非规范行为，政治宪法学以制宪权开篇，为政党决断权背书，宪法社会学采用功能分析方法，对超宪法行为作规范性认证。

随之，政治宪法学将制宪权行使作阶段性划分，认定主权行使过程包括两个重要的阶段，一个是直接民主阶段，一个是间接民主时期，二者之间是过渡性的最后一次人民集会。若以此为标尺，规范宪法学显然不是一个彻底的二元方法论者。

高全喜《从非常政治到日常政治—论现时代的政治及其他》，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57]前注〔4〕，林来梵文。

[61]二十年前，刘大生便提出党主立宪的观点，但学术界的回应廖廖无几，我国宪法学确实可以被认为是有病的学科。与返回规范相伴随的，是滑入凯尔森纯粹法学陷阱的阵阵隐忧。

[13]规范宪法学从属于规范主义的阵营，延续了规范主义的方法与谋略[14]但方法与谋略服务于最终的价值。因此，即便规范宪法学的相关成果通篇未提及执政党，其理论指向仍是如何通过人权规范的合理解释实现对我国政党的法律规范。规范宪法学建立了党在宪法下的理论模式，其要核是人权至上与政党自限，根本目标是实现宪法对于政党的权威地位。规范宪法学将这个问题拱手相让。

在制宪权的功能问题上，规范宪法学和政治宪法学十分合拍。[28]政治宪法学内部陈氏一脉与高氏一脉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直奔决断主义，后者内涵以宪法规制利维坦的规范主义立场。

依其理解，我国正处于非常政治的例外时期，宪法学研究者却不自知地研究规范宪法，妄想通过违宪审查实现宪法的权威，化解我国宪法实效不足的困境，完全是以日常政治的宪法理论应对非常政治下的宪法问题，不窗于是关公战秦琼的时空穿越。进入专题： 宪法学方法 规范宪法学 政治宪法学 社会宪法学 。

[29]前注〔18〕，陈端洪、高全喜、林来梵文。一方面，规范宪法学立基于人权政治理论，预设人权规范为宪法规范的核心，是直接从人权价值的至上性推演出人权规范的至上性。

[13]参见前注〔4〕，李忠夏文。如政治宪法学选择以现行宪法序言构筑宪法根本规范，承认政党主权。若再进一步，便沦为为事实作规范认证，为其规范方法所不允许。当然，仅有事实与价值分立的技艺和返回规范的雄心，并不足以避免宪法学踏进同一条河流。

[6] 参见林来梵：《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规范宪法学的一种前言》，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54]欧美宪法多先于政党产生，政党臣服于宪法之下，通过选举进人国家机关，多数国家未在宪法中设定条文规范政党，[55]仍形成政党法治的美景。

确认这等规则是否在为超宪法权力背书这显然取决于宪法社会学者寻觅规则的那双法眼是否装上立宪主义的过滤网。参见刘大生：党主立宪：是什么，不是什么，《江苏警官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不过，政治宪法学只是盗用了人民的名义而已。[16]参见《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一书第65至255页（共190页，全书430页）是关于人权规范的解释学说。